1945年，随着日本宣告投降，那位人称“五重间谍”的袁殊，他那四处飘摇的时日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在这二十多年的过往时光里，上海始终扮演着远东地区国际情报战的核心角色。这里汇聚了国共两党、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府，各方间谍在此展开激烈的较量。袁殊，便是这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中，情报战所孕育出的一个独特且可能前所未有的存在。

袁殊的身份，其复杂性远超五重之数。他不仅被冠以“中共”、“中统”、“军统”、“日本”以及“青洪帮”这五顶间谍的帽子，还曾服务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苏军总参情报局、斧头帮主王亚樵、美国背景的《中国评论》以及汪伪76号。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他与英法德等国的情报机构有所勾连，若非如此，他的间谍身份或许早已超过两位数。即便如此，袁殊所构建的九重间谍网络，在数量上仍令历史上所有谍战高手自愧不如。

在日军的投降宣告之前，袁殊已历经三次至关重要的生命抉择，这三次选择亦塑造了他错综复杂的间谍生涯。

一、他为何成N重间谍

袁殊人生中的首次重大抉择，发生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之际，彼时他毅然决然东渡日本。

袁殊在少年时期便投身于“黑色青年”组织，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1926年，得益于父执胡抱一的推荐，他加入了国民革命北伐军，并正式成为国民党员。然而，不久之后，蒋介石发起了四一二事变，旨在清洗共产党人，袁殊作为一名兼具无政府主义和左倾思想的人物，也因此被国民党排斥在外。

袁殊立志投身新闻领域，然而目睹国共两党分裂后的国内局势动荡，他毅然决然选择赴日本深造。1928年，年仅18岁的袁殊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旅程，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专攻新闻学与东洋史。凭借其卓越的交际能力，袁殊在日本结识了众多朋友，建立起广泛的人脉网络。

1931年，袁殊重返上海，随即全身心投入左翼文化运动。3月16日，他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核心内容的报纸——《文艺新闻》。瞿秋白、鲁迅、茅盾、夏衍等众多“左联”成员纷纷成为该报的撰稿人。

在《文艺新闻》创刊前夕，国民党调查科的特务于2月7日悄然暗杀了柔石等五位左翼联盟作家，同时严格封锁了这一消息。此事件成为了袁殊转变身份为间谍的契机，同时也充分展现了这位年仅二十岁的袁殊在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时所展现出的非凡能力与游刃有余的技巧。

中共中央急于将左联五位作家被杀害的消息发布出去，揭露国民党的凶残，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新闻管制，找了多家报刊都不敢发。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通过左联的人，找到了刚创办《文艺新闻》不到十天的袁殊，问他敢不敢、能不能刊登这一消息？

袁殊对国民党残害五位左翼作家之事深感愤慨，然而，他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竟成了《文艺新闻》发展的一个转机。他深知此举充满风险——报纸可能被查封，自己也可能被捕。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小胖子袁殊灵机一动，心生一计——正如熟悉他的人所描述的那样：“一口流利的日语，外貌极似日本人，身材矮小，却满腹诡计。”他指示冯雪峰以读者身份写信询问五位作家的下落。

一封读者来信、探寻他们的踪迹”为题，刊登在第三期的《文艺新闻》上，此文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众多读者纷纷来电来函，表达了对失踪作家下落的关切。

在第四期查询报道之后，袁殊于4月13日的第五期《文艺新闻》中揭露了五位左翼联盟作家遭遇不幸，惨遭杀害的消息。对此，国民党当局甚感愤怒，然而，鉴于袁殊巧妙地以读者来信查询的形式进行报道，他们欲封禁《文艺新闻》却苦寻不得正当理由。

历经这场较量，初创的《文艺新闻》在众多报刊中独树一帜，其发行量由起初的一千余份迅猛攀升至一万份，跃居左联所有刊物之中，发行量与影响力均位居首位。

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正值加速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其首要情报工作对象无疑是中国的各派势力，以及在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在远东拥有利益的那些国家。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亦需招募为其提供情报服务的中国人。

身具日本血统且在新闻领域颇具声望、展现出非凡社会影响力的袁殊，自然成为了众多情报机构争相招募的目标。他的复杂间谍生涯正是建立在新闻、情报及卓越社会活动能力这三要素之上。

图示，1929年冬季，袁殊（后排右一）于日本东京与同在日本留学的校友们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

二、再择之路：中共中央特科，间谍生涯的序章

袁殊的第二次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31年，他毅然投身中共中央特科，从此开启了长达十五年的秘密情报工作生涯。

在匠心独运地报道了五位左翼作家遭受不幸后，袁殊与茅盾、丁玲、朱镜我、田汉等杰出人士一同荣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常委席位。

那年的秋季，袁殊作出了加入中共的决定。他对夏衍在中共秘密战线中的关键地位了如指掌，于是便以他一贯严谨细致的言辞，向夏衍表达了自己“希望在政治层面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愿望。

不久，在1931年10月的一个寻常日子里，遵照文化总同盟的指示，袁殊踏入了位于静安寺附近爱文义路上的那家咖啡店。

午后的咖啡厅静谧无声，唯有那位俄罗斯裔的女服务员穿梭其间。角落里，一张桌子旁仅坐着两位顾客。其中一位是袁殊熟识的左翼文化运动领袖潘汉年，而另一位身材魁梧，外貌似白人，却是袁殊未曾谋面的生面孔。

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潘汉年对袁殊言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考察，我们对你加入前卫组织的愿望表示认可，现决定予以批准。”

袁殊对于这个所谓“前卫组织”究竟隶属于中共的哪个机构并不明了，然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同意加入”。这一决定，成为他人生轨迹的一个关键转折，标志着他间谍生涯的正式开启。

潘汉年对袁殊透露：“你所加入的是一项秘密的前卫组织，其成员们对你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那位身形魁梧、肤色白皙的男子名叫王子春，潘汉年将他指定为袁殊的联络人。

潘汉年所提及的“秘密前卫组织”，实则指的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情报与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科。

1931年四月，顾顺章的背叛导致中共中央特科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在此危急时刻，周恩来和陈赓迅速转移至苏区。详见相关资料。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位同志共同组成了新的特科领导集体。

潘汉年曾是“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继陈赓之后担任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随即面临着重建情报系统的迫切任务。潘汉年对袁殊的机智与老练颇感欣赏，夏衍又向他推荐了这位“既能笔耕又能投身社会活动”，且“渴望在政治领域有所提升”的袁殊，因此他决定将袁殊吸纳至特科工作。

白俄咖啡馆里潘汉年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没有任何手续，袁殊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和中共党员——至少袁殊自己认为是加入了共产党。事实上中央特科除了杨登瀛的特例，均为中共党员。

然而，在1982年，对袁殊的平反及政策落实仅确认了他的党龄应从1946年他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重新登记之日起计算。袁殊因此多次在子女和亲友面前哭泣，悲叹道：“他们如此欺凌我，竟将我十五年的党龄一笔勾销。”

袁殊在中共中央特科接受培训后，遵循潘汉年的指示——“扮演白皮红心之萝卜，潜入敌人心脏”，凭借其深厚的“日本通”背景以及在新闻界的广泛影响力，迅速与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局长、CC派（中统）的高级将领吴醒亚，以及日本驻上海副领事兼情报专员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

岩井英一与袁殊结为半年的“私人朋友”之后，便将他吸纳为日本领事馆的情报人员。

袁殊相继担任了《新声通讯社》和《华美晚报》的记者职务。同时，拥有美国情报背景的美籍犹太人伊罗生也力邀袁殊，一同携手创办《中国评论》杂志。

袁殊在王子春的悉心指导下工作直至1934年初，然而，王子春却突然消失无踪（王子春原姓刘，别称欧阳新，因与他联系的人员中出现了叛徒，他不得不紧急转移至苏联。在斯大林发起的“大肃反”运动中，他被视为托派分子而被处决）。袁殊由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焦虑不已，最终只得求助于夏衍，请其帮忙将一封致特科领导的信转交。

夏衍将信件转交给了特科的蔡叔厚——一位在中共秘密战线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彼时，蔡叔厚已由特科调任至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肩负协助谍王佐尔格的重任（详见：）。因此，袁殊被吸纳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要职。

1931年，袁殊重返上海不久，便由当年引荐他加入国民党的胡抱一引见，结识了人称“暗杀大王”和“斧头帮主”的王亚樵。胡抱一，一位江湖传奇人物，身为洪帮大佬，曾担任孙中山五年之久的保镖，与王亚樵、胡宗南、戴笠结为义兄弟。王亚樵对袁殊十分赏识，便命他在自己麾下创办报纸。

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袁殊便身兼中共特科、共产国际情报局、中统“干社”、日本岩井情报组、美国背景的《中国评论》以及“斧头帮”等多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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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潘汉年、袁殊

三、第三次选择：再投中共，“五重间谍”

袁殊人生的第三度重大抉择，发生在1935年，彼时他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的前身）逮捕，随后选择了自首叛变。然而，在1937年，他又毅然决然地投向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一名多重间谍的角色。

1935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领导人、苏联红军情报局的校级军官，华尔敦被复兴社特务处捕获。中共女谍，远东第一，被斯大林所杀。夏衍告知袁殊勿再接触。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会面后，便派遣他深入调查案件详情（尽管在其经历中对此细节未曾提及，然而根据与袁殊的交往，可以推断夏衍在中共特科以及共产国际中均担任着至关重要的高层职务，建国之际，文坛巨匠夏衍与李克农上将同被评定为兵团级）。

王新衡随即投身于复兴社特务处，担任政训班的指导员一职。

华尔敦被捕后缄默不语，因而被媒体冠以“怪西人”的称号。然而，复兴社的特务人员在翻查他的笔记本时，意外发现了袁殊的名字，随即派遣王新衡前来诱捕。袁殊对此一无所知，竟自行步入陷阱，自投罗网于侦缉队之中。

此外，夏衍曾指责袁殊在袁被特务机关逮捕后，试图诱捕自己。然而，在文革后对袁殊案件进行复查时，这一指控因未能证实而未被采纳。据袁殊之子所述，袁殊在晚年曾试图向夏衍说明此事，但具体谈话内容已不得而知。

袁殊被捕之际，中统与军统均欲将其才智纳入麾下。岩井英一更是公开宣称袁殊乃日本外务省的工作人员。鉴于袁殊表现出的良好认罪态度，国民政府对其从轻发落，开云官方体育app判处两年九个月有期徒刑。然而，他实际仅服刑八个月便重获自由。

袁殊刑满释放后，心中对中统和军统的威逼利诱心生畏惧，而中共虽未对他采取所谓的“锄奸”措施，却也疏于过问。于是，他决定联络日本驻沪领事馆，意图再次赴日深造。日本领事馆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为他办理了所有相关手续，并慷慨赠送了200元路费——这在当时相当于上海普通市民一年的生活费用。他被告知，抵达东京后，可前往已转任外务省的岩井英一那里寻求帮助。

袁殊抵达日本后，岩井英一对他给予了格外关照，不仅将他推荐至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深造，每月还慷慨提供150元的生活津贴。

因此，袁殊即便不愿登上贼船，却也无奈地置身其中。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岩井英一被任命为驻上海的总领事，并着手建立以战略情报为核心的在华情报网络。在此背景下，袁殊成为了岩井所领导的“特别调查组”的一名正式情报人员。

袁殊返抵上海后，首先经由吴醒亚的引荐，与中统建立了联系；随后，又借助胡抱一的助力，与杜月笙结识。1937年4月，他正式加入青洪帮，并在杜月笙的庇护下，创办了“时事刊行社”，以此作为情报工作的平台。实际上，杜月笙此举是在为军统局头目戴笠搜集情报。

袁殊心有不甘，不愿沦为真正的汉奸，于是他决意再次投身于中共的怀抱。在这年的五月，他找到了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委派，前来上海与国民党洽谈“国共合作”事宜的潘汉年。

彼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成员冯雪峰、夏衍等均对袁殊持有疑虑，不认为其可信赖。然而，潘汉年鉴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坚信需有效运用袁殊这类情报工作者。他随即明确表示，欢迎袁殊继续为中共效力。在延安，潘汉年还得到了中社部长康生的赞同，决定积极争取并利用袁殊，在敌方阵营内构建秘密的内部联络线。

“八·一三”淞沪战役激战正酣。在沪城即将陷落之际，戴笠决心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网络，经杜月笙的力荐，认为袁殊是一位杰出人才。于是，戴笠亲自前往袁殊位于上海武康路的寓所进行拜访，并迅速吸纳袁殊加入军统。随即，戴笠破格任命袁殊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

袁殊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本以及青洪帮等多重身份，成为了一名五面间谍。

此刻，众多情报机构纷纷争相接近袁殊——戴笠亲自登门拜访，中统不顾其过去的共党嫌疑，青洪帮更是赋予他等同于黄金荣、杜月笙的“通”字辈尊荣，岩井英一数年来持续“投资”，并两次挺身而出营救，中共也破例允许一位自首变节者“回归队伍”。这一切，不仅因袁殊的日本渊源和社会影响力，更因他显露出的非凡间谍天赋。

军统局历来注重实战行动。1938年夏日，上海虹口地区爆发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日本海军军火库大爆炸。尽管日本军警宪特机关竭力追查，却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作案者。袁殊在爆炸发生后不久便被岩井英一紧急召见，并被下达任务，要求他务必查明肇事者。然而，经过一番调查，最终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日本方面只得尽量淡化事件的政治影响，对外发布声明称：“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纯属偶然事故。”

然而，依据袁殊于1980年撰写的旨在寻求平反的“申诉材料”所述，实施虹口日本军火库爆破行动的，实为袁殊本人及军统上海行动组组长王铁民。

日本海军的军火库位于日商“本田纱厂”的后方。袁殊与王铁民伪装成纱厂员工进行侦查，发现日军卫兵的检查十分严格，出入仓库需持有特殊通行证，而持证者均为日本人。唯一例外的是一名负责运送食材的中国籍伙夫，他每日驾驶一辆“黄鱼车”为日军采购蔬菜。袁殊和王铁民于是设法与这位伙夫拉近距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找到了机会，将定时炸弹巧妙地藏入一只南瓜中，放置于伙夫的“黄鱼车”上。

军统档案记载，袁殊因成功策划了对虹口日军军火库的爆破行动，此举为其赢得了显赫的功勋。

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核心使命是搜集战略情报。遵照潘汉年的安排，袁殊向岩井英一提出建议，创建了一个旨在服务“大东亚圣战”的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潘汉年更是一举推举国民党元老陈孚木担任“兴亚会”的委员长（据《广东党史》1999年第4期披露，陈孚木此后被潘汉年吸收为中共的秘密党员），而袁殊则被任命为总干事。

1939年岁末，应岩井英一的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赴日本访问，受到了日本首相阿部、枢密院长近卫、外相野村及参谋本部等官员的热烈接待（《中日关系全书》记载）。

野村外相向袁殊透露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其核心是以日本为主导，涵盖了中国（汪伪政府统治下的地区）、满洲国、泰国、法属印度支那，以及英属缅甸、马来亚半岛、印度，美属菲律宾，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袁殊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构想中并未将苏联远东地区纳入其中，却将英、美、法在亚洲的殖民地悉数包含在内。

在与阿部首相、近卫枢密院长以及参谋本部宣传局长石岛等日本政府高层的交流中，袁殊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要员将西方列强视为阻碍“振兴东亚”进程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对美国持此看法；此外，他们还多次强调获取南洋石油资源的重要性。

袁殊从一位刚从海南岛返回的日本记者那里获悉，目前有日本两个师团正在该岛进行热带丛林战术的训练。

综合考量各项信息，袁殊断定日本侵略扩张的趋向为“南进”，而非“北进”以进攻苏联。归国后，他即刻通过潘汉年将这一判断上报中共中央。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南进与英美开战，是在1941年夏；袭击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苏、美、英及国共当时都通过多条渠道，获得了日本决策南进的情报，如佐尔格小组、军统的“黑室”、中共的满洲国‘官二代’情报网，尽管诸多预测均集中在战事爆发前夕，然而袁殊却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近两年便精准地作出了这一预见。

从这两起案例中不难看出，袁殊不仅具备卓越的特工行动策划与执行能力，而且战略分析能力同样出类拔萃。这也正是袁殊为何能受到各情报机构的极大关注与争相笼络的原因所在。

四、第三次选择：第三道路

日本战败投降，袁殊赖以依托的“八面疏棂，八面风”的靠山随之崩塌！他再次站在了人生的重要岔路口，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袁殊后来自述：抗战胜利时，他有三条路可走，1.携家眷到日本或海外做寓公；2.投靠国民党；3.跟着共产党走。

袁殊剖析：选择第一条道路固然稳妥，凭借他在抗战期间积累的财富，足以让全家世代无忧，然而，汉奸的恶名却将永远无法抹去。

选择第二条路径似乎最为便捷，日本投降之际，戴笠便派遣王新衡（抗战期间担任军统香港站站长，并时任上海接收委员会秘书长）前来，任命袁殊为军统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的中将指挥官，以及军统直属第三站的站长。然而，袁殊并非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不属于军统的嫡系，加之他身份复杂，日后难以获得重用，甚至可能面临被当作汉奸而受到调查的隐患。

走第三条路吉凶难卜，但唯有派他做‘汉奸’搞情报的中共，能给他洗清汉奸恶名。

袁殊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跟共产党走！于是变卖家产和岩井公馆的资产，据说时值一亿美金之巨（疑为现在合一亿美金之误），全数捐献给中共做活动经费，然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将他秘密转移到了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自此结束了间谍生涯。

袁殊因“大汉奸”这一恶名声名狼藉，抵达苏北根据地后，遵照中共华中局的指示更名为“曾达斋”。此后，他在华中局联络部担任职务。建国之后，他又转至李克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专注于情报分析工作。

1955年4月2日，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大约一周之后，袁殊接到了李克农的电话，通知他参加一个会议。一辆专车将他直接送往了功德林监狱。在那里，他被判处了“汉奸”、“中统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等多重罪名，头上的罪名帽子如同他的多重间谍身份一般繁复。从此，他的监狱生活便开始了，这比他漫长的间谍生涯还要多出十年。

1975年，袁殊重获自由，随后被送往武昌的大军山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至1982年9月，中共中央对“潘汉年冤案”予以平反。仅仅一个月后，袁殊亦迎来了自己的昭雪。

图、1984年，袁殊于江苏宜兴潘汉年先生的故居，与潘汉年的胞妹潘玉琴女士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掩藏身份，匿去真名，行走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缘——在这群双重或多重间谍的璀璨传奇背后，往往隐藏着扭曲而分裂的个性。即便是被称为“五重”甚至“七重”间谍的袁殊，亦不例外。

据恽逸群回忆，当年抗战期间的一个春节，袁殊依照惯例，邀请了几位老友至家中共聚，以庆祝新春。众人坐在客厅等候，只见袁殊自楼上卧室缓缓走下，至楼梯中段，忽然间放声大哭。片刻之后，他再次出现，却又恢复了往日的谈笑风生，仿佛刚才的一幕未曾发生。“大家并未多问，因众人皆知，他时常情绪波动，喜怒无常，这已让他心理扭曲。”

袁殊晚岁精神状态失常，虽多次请求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余生却未得批准，然而，他关于恢复“袁殊”本名的请求却得到了应允。不幸的是，1987年，袁殊以本名“袁殊”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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