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首都机场凌晨两点的抵港大厅仍灯火通明，来自澳大利亚的旅游团正抱着毯子席地而卧。北京饭店、友谊宾馆、民族饭店——能接待外宾的房间已排到半个月之后，这支团只能等待清晨再赶火车去天津。那晚的窘境，很快被写进一份厚厚的《北京旅游接待能力报告》，直接递到了中央办公厅。报告首页只写了八个字：“旅业若不突破，全盘皆难”。

不久，邓小平浏览完材料，视线停留在“房间缺口三千间”这一行。他把钢笔重重一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饭店不盖，谈什么旅游创汇？”一句话，道出改革开放初期最现实的短板。也就是在这样的紧迫背景下，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一个名叫包玉刚的宁波人，正带着一张标价一千万美元的支票飞向北京。

追溯包玉刚的人生轨迹，要从1938年说起。那年，抗战烈火烧到上海，他背着行囊一路跑到重庆，在银行做小职员。七年光景，他从记账员熬成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1949年初，他居然辞职南下香港，许多人摇头：和平一到，金融吃香，他却跳船？包玉刚解释得简单：“看中了船，比看中票子更踏实。”

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林立，船只云集。包玉刚盯准战后全球贸易复苏，用七万美元赊来一艘服役28年的破船，刷漆改装，挂上“金安号”。时运眷顾。1956年，苏伊士运河因战事封锁，大船要绕好望角，运价翻番，金安号跑一趟抵五趟。短短一年，船队增到七艘。到1978年，包氏船队二百余艘，总吨位两千一百万，媒体封他“世界船王”。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忽然多次北上考察。北京那次订房风波，让他目睹“外宾睡沙发”的尴尬，也让他生出“造大饭店”的念头。回港后，他写信给国家旅游总局卢绪章：“愿捐一千万美元，在北京兴建一座高规格饭店，不取分红，不收租金。”

对当时的中国，一千万美元是笔天文数字。卢绪章接信眼睛发亮，却又不敢张扬。中央内部尚有保守声音：商人捐资可以，饭店冠名不行；搞不好就成“资本家镀金”。于是，方案被“暂存”，迟迟无结论。

1980年2月，包玉刚再次应邀赴京，商谈航运合资。协议签完，他顺口重提捐款：“只求一事——饭店叫兆龙，以纪念先父。”几位在场领导面面相觑，谁也没接话。散会后，庄炎林带着材料连夜找廖承志：“再拖下去，钱就飞了。”

廖承志深知外汇之珍贵，立刻写报告。3月初，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小会议室，他当面向邓小平说明情况。廖刚讲完，邓小平抬头问：“人家是送给国家？”廖承志点头。邓小平笑了笑：“无偿捐赠还挑三拣四？讲孝心也无不可。共产党人亦要通人情。”随即批示：由旅游总局牵头，地点选在东三环最佳地段，饭店命名“兆龙”。

这道批文如闷雷。支持者宽了心，反对者不再吭声。一周后，研究院宿舍四千余平方米地块过户手续办妥，兆龙饭店筹建处挂牌。施工图纸三易其稿，用材以当时国内罕见的进口不锈钢、低辐射玻璃为主，预算严格控制在八百万美元，其余两百万留作家具、培训与周边道路改造。

工程开工那天，包玉刚和86岁的父亲包兆龙双双到场。老人拄着手杖，目送第一根桩打入地下，轻声对儿子说：“钱用在土里，比躺在银行保险。”次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短暂交谈。邓小平说：“我们缺经验，船运是你的行当，望多支招。”包玉刚点头：“若有需要，随时召唤。”

建设期两年，大事小情，邓小平均有关注。一次视察工地，发现外墙石材色差，他当场叫驻场警卫拍照送设计院重配。还有一次，电梯采购争论国产还是进口，开云官方体育app官网他问：“关键是安全还是面子？”众人回答“安全”，邓小平批示：“先保安全，再谈比例。”最终维也纳厂家中标。

1983年底主体封顶。张宝忠乘机转达筹建处“请题字”请求。邓小平答：“报上来。”三天后，“兆龙饭店”四字墨迹寄到筹建处。包玉刚在香港收到传真，握拳连说“五个好”。

1985年10月25日，北京初霜。上午九点四十五分，邓小平抵兆龙饭店侧门。红地毯铺到大厅，香槟金旋梯旁，乐队奏迎宾曲。十点正，谷牧、韩克华、包玉刚等剪彩。韩克华致辞：“兆龙饭店的落成，填补首都高端旅游接待空白。”典礼后，邓小平顺楼梯参观总统套间，环视一周，笑言：“比美国那间强。”

开业当晚，包玉刚站在十八层俯瞰东三环灯火，感慨良久：“遗憾父亲看不到了。”家人默然。对岸亮起中银大厦的镭射灯，照在他银丝交杂的鬓角。

兆龙饭店盈利甚佳，五年即收回全部建设与运营成本，后续收益全部投入北京旅游公共设施。资料显示，1986—1990年间，该店累计上缴税金及用于景点维护资金折合约两亿元人民币，间接带动就业上万人。

然而当年的争论并未就此绝迹。有人统计，1985至1995年，全国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侨资建筑先后出现十二处，“树碑”之议屡起。可在兆龙饭店的玻璃幕墙下，游客匆匆推门而入，又匆匆出发去往长城、颐和园，鲜有人停下思考这座建筑的名称来源，却真切享受着房间热水与自助早餐。事后看来，“名字”与“功能”孰重孰轻，答案在时光里越发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后来再回忆兆龙案，谈得不多，只一句：“做事要识大体。”放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尚未走出计划思维的语境里，这五个字堪称最简练的注脚。

时至今日，兆龙饭店外立面已历两次翻修，内部智能系统升级对标五星标准。但悬在大堂西侧的铜牌依旧写着：捐建者包兆龙先生、包玉刚先生。一代世界船王的选择，被定格在1980年的那纸批示中，也被镌刻进中国旅游业的年表。

建国初期“艰苦朴素”的口号并未阻止改革时期“大胆引资”的步伐，二者并非对立，只是阶段目标不同。兆龙饭店的故事恰好证明：在关键节点打开一扇窗，往往能让整个行业看见新的天光。总有人说商业逐利，但当商业抬头与国家需求相遇，个人情怀便有了落脚。

延伸·另一张支票的去向

1987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建工处收到一份从香港寄来的文件袋，内有一张面额一千万美元的汇付通知书——那正是包玉刚当年递给邓小平的“第二张支票”。与兆龙饭店同步承诺的校园图书馆项目，彼时已进入地基阶段。外界不乏质疑：船运市场1985年起连续低迷，“世界船王”是否还拿得出巨额现金？

事实给出了回答。包氏家族通过清盘部分老旧船只，再配合银行授信，准时划拨首期款300万美元。为了节约人工，他邀请英国一家预制公司将主体钢架在香港加工，拆卸后用集装箱海运到吴淞口，再由江海联运直入黄浦江码头。钢架在学校操场边组装，仅用八十天便封顶，比传统工艺整整提前半年。

包玉刚对交大的要求极细。楼体采光角度要兼顾四季日照，阅览桌的木纹必须与窗框统一，不得出现色差大于三度；暖通系统选用日本品牌，却规定施工队必须是上海本地工人，以方便后期维护。主管工程的老教授曾苦笑：“这哪是捐款，这是把自己当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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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新馆开门迎新。首批入馆的学生大多不知背后故事，只觉得空调足、蔬果茶点自助。“包兆龙图书馆”七个鎏金大字，低调却不失庄重。馆藏首批英文期刊，由包玉刚托伦敦、纽约旧书商代为搜集，不计成本直运上海。一份1959年的《Marine Engineering Review》曾标价300英镑，包玉刚一句“买”，连砍价都未提。

后人统计，从1980年至1991年，包氏家族对内地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的累计投入折合超过两亿美元，且所有项目开放时间不得超过两年。有人问他缘由，他云淡风轻：“做生意总要看交货期。”

兆龙饭店与交大图书馆，一座面向世界游客，一座面向青年学子，同出一源。若将它们并置，会发现邓小平当年“讲人情”批示的深意：人情并非私情，人情是公共利益与道义的交汇点。包玉刚赢得财富，也把财富转换成了长久价值；国家敞开大门，也以包容和规则把私人热忱导入公共轨道。

如今，船王早已作古，但那两幢建筑仍在各自城市里点亮夜色。它们不说话，却默默记录着一次“敢为天下先”的握手；它们不张扬，却向后来者展示了商人情怀与国家格局并行不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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