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山城遵义阴雨不断。城南的一处院落里，身穿灰布军装的干部们围坐一圈，桌上摊着地图，油灯昏黄，一场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正在进行。就在这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个后来颇受争议的插话，让很多人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说话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凯丰。

他不是战场上的总指挥，却在那次会议上，公开挖苦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把《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搬了出来，语气颇为不屑。这个插曲，后来被不少回忆录提起，难免让人好奇：这个“嘴很硬”的干部，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后来又走上了一条怎样的路？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讲起，也得放回到那段极其复杂的党内斗争与军事挫折交织的年代里去看，才不会失之简单化。

一、从莫斯科课堂到长征会场

凯丰，原名何克丰，江西萍乡人，出生于1906年。少年时代，他和同时期不少进步青年一样，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中接触到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他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接受的是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在那个年代，能被选送出国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历”的象征。凯丰在莫斯科期间，与王明、博古等人交往密切，形成了较为接近的政治立场。回国后，他很快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参与宣传和理论方面的工作，被视为“正统马列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他对那些没有出过国、却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山沟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领导人，心里其实是存着几分轻视的。在他看来，毛泽东虽然能打仗，却“理论不足”，而王明、博古这些“高材生”才更像是“中央正确路线”的代表。

这种心理，并非他一人独有。当时很多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共干部，都有一种“洋派优越感”，甚至流传过“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一类的论调。长征之前的中央苏区时期，王明、博古掌握党内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则在实际指挥中被边缘化，这与这样的观念分不开。

问题在于，理论是不是正确，最终要在实践里见真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尤其是1934年末湘江一战的惨烈损失，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所有人眼前。

湘江战役打到最紧要关头，红军在强渡湘江时伤亡巨大，许多老红军后来回忆，几乎是“尸骨铺满江岸”。这一战之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九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左右，多年经营的主力部队损失惨重。谁的指挥出了问题，谁的路线拖着部队往死路上走，很难再用空洞的套话掩饰过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那次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表面上的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实质上，则是一次对领导权运用是否正确的重新检视。

会议一开始，博古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讨”。他嘴上说有些错误，但很快把失败原因归结到外部条件：敌强我弱、物质落后、各苏区配合不足、白区工作不力等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环境不好”，领导方针本身“基本正确”。

有意思的是，会场上多数与会者对这种解释并不买账。大伙都是从战壕里走出来的人，刚从湘江血战中撤出，谁心里没有一本账？朱德当时就说得很直，说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如果再这样下去，部队根本走不下去。毛泽东的发言更是切中要害，他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等话，总结了当时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

就在这种明显的压力下，凯丰的态度却显得有些“逆风而行”。按说，他并不负责具体军事指挥，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偏偏站出来，坚决反对对“左”倾路线的严厉批评，对毛泽东的军事能力也极不服气。

就在会场上，他面对毛泽东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大意是：“你那点东西也不见得多高明，无非是靠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罢了。”语气里，带着浓厚的不屑与讥讽。

有人回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生气，只是看着他，缓缓问了一句：“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这一问，倒把凯丰问住了。他平时读过不少理论著作，可对这本“兵书”的具体内容，反而并不熟悉，一时间竟答不上来，只得悻悻坐下。

这段对话，后来被人一再提起，被当作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些“学院派”对“实践派”的轻视，也暴露出他们对中国具体战争环境理解的有限。而毛泽东那句看似轻描淡写的反问，背后其实是对“纸上谈兵”倾向的直接讽刺。

需要注意的是，凯丰在会后并没有就此“认输”。他私下还对博古说过类似“中央大印不能就这么交出去，谁对谁错，走着瞧”的话，态度可见其执拗。这也是他后来在党内评价中，备受争议的一个原因。

二、态度转折：从“挖苦者”到支持正确路线

如果历史只停留在遵义会议会场上那几句顶撞的话，凯丰的形象大概会一直定格在“顽固分子”这四个字上。但长征路远，时间长，人的态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渐在军事指挥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此时红军的处境仍然极其困难。敌军围追堵截，补给艰难，路线选择稍有不慎就可能全军覆没。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占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等一系列机动作战展开了。

那些行动，很多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决策，并在非常险峻的地理环境下实施。无论是对敌情的分析，还是对部队体力、士气、粮草的考虑，都需要极为细致的判断。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许多原本对毛泽东持怀疑甚至抵触态度的干部，开始被现实一步步说服。

凯丰身处其中，并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亲眼看到红军在绝境中通过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重围，也看到原本被视为“正规军事顾问”的李德、对战局判断接连失误，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意见一再被实践证明更为可行。长途行军中，红军能始终保持大部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不断调整的指挥方式。

有资料记载，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毛儿盖一带会师时，凯丰对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他开始赞同毛泽东关于继续北上、寻找落脚点的主张。在后来关于行军方向的争论中，他不再站在张国焘一边，而是支持中央北上路线。

1935年夏秋之交，张国焘掌握的红四方面军兵力强大，提出“向川康退却”的意见，实际上是试图把中央带入另一条危险道路。他甚至提出设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名义上是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质上则带有明显的分裂中央权威的倾向。

在这一问题上，凯丰的表现有明显变化。他不但公开表示支持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决定，还专门撰写了一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对张国焘的某些主张提出批评。文中指出，把“西北联邦政府”的概念随意挂在嘴上，容易使人产生“把中央也联邦进去”的联想，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

这篇文章让张国焘非常不满，曾经直接表达过强烈不快。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凯丰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只会在遵义会议上为“左”倾路线辩护的角色，而开始从实际出发，审视哪一方才真正代表了有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凯丰态度变化一事，一直看得比较开。对于当年那句挖苦人的话，开云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依然把凯丰当成同志，加以信任。

凯丰自身的变化，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不只是指挥员，还有从事宣传、理论工作的一大批干部。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明白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有的人在实践中逐步调整观点，修改过去的认知错误，这个过程有时并不体面，但却真实存在。

从遵义会议到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历经近一年时间，穿越多省，战斗无数。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保安和瓦窑堡时，毛泽东逐渐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已经更加明确。凯丰对毛泽东的认识，也经过这一段漫长征程，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转折。

三、从落选中央委员到东北战场，再到早逝的结局

如果说长征时期是凯丰政治态度的一次大调整，1945年前后的中共七大，则是在组织上对他过去问题的一次集中反映。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在抗战胜利前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大会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涉及到对许多干部长期表现的综合评价。凯丰虽然已经在此前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调整过立场，但他早年在苏区时期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事实，并不会因此被轻易忽略。

代表们对他的印象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理论基础较好，工作能力不差，在宣传和组织领域都有一定成绩；另一方面，他在关键路线斗争中曾站错队，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还一度替错误路线辩护，这让不少基层代表心存芥蒂。

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的得票并不理想，没有当选中央委员。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认为这是组织上的一次“审慎态度”，也有人替他惋惜。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明显比一些代表宽厚。大会期间，毛泽东不仅安排凯丰在大会上发言，还为他作过多次解释，强调他在后期已经能够接受正确路线，履职认真，并非“顽固不化的人”。

即便如此，票箱里的结果还是没有改变。凯丰最终落选，这件事对他本人来说也不是小小打击。有少数知情者回忆，他在那段时间情绪一度比较低落，但很快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任务中。这种转折，与许多同时代干部的经历并不相同，多少带着一点“命运弄人”的味道。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党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争取那片战略要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焦点，谁能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谁就掌握了未来全国解放战争的一大重要筹码。

就在这个关头，凯丰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参与筹建党在东北的组织和舆论阵地。他到东北后，投入很大精力抓宣传工作，包括领导当地报纸、刊物的创办和整顿工作，推动党的方针在东北广大地区的传播。

当时，他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毛泽东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在回复中，既谈到报头题字，也顺带问候他的身体状况。信中毛泽东提到自己“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语气平和自然，对这位曾经当面顶撞过自己的同志，语气并无半点芥蒂。

这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个事实：毛泽东对凯丰的过去并不是用简单的是非来划线，而是看到他的整体表现和后来的转变。对一个在重大路线问题上犯过错误但能实事求是修正自己的人，毛泽东倾向于给出工作机会，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东北时期的凯丰，工作繁重，环境又较为艰苦，长期的劳累，加上之前在长征和延安时期落下的病根，使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健康问题已经较为突出。

1949年以后，随着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进入全国执政阶段，大批在战争年代历练过的干部被调往各条战线承担重任。凯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这一职务安排，既与他早年的理论教育背景相符，也体现出组织上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

在中宣部，他参与制定和执行新中国初期的宣传方针，负责理论教育和思想工作方面不少重要事务。在马列学院，他则负责培养新中国早期的理论骨干，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思想政治干部。

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健康问题，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因病去世，年仅49岁。对许多熟悉他的人来说，这个年龄实在太早。一个经历过长征、参与过重大路线斗争、也在东北战场上忙碌过的干部，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不到六年的时候，匆匆离场。

他的去世，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但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仍然引来不少感慨。有人为他年轻时的“犟劲”惋惜，认为如果在早期争论中更冷静一些，后来的政治道路或许会更加顺畅；也有人注意到他在关键时刻能修正错误，尤其是在张国焘问题上的态度，认为他并非一味顽固，而是有一定的自我纠偏能力。

有意思的一点，是关于他“挖苦毛泽东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打仗”的说法，后来在坊间传得颇为热闹。事实却并不完全合乎他的原始判断。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其实并没有系统研读过《孙子兵法》，倒是对《三国演义》非常熟悉。到陕北之后，他才集中时间去读军事理论，从《孙子兵法》到克劳塞维茨，再到苏联和日本的军事著作，一本一本地系统研读，用已有的实践经验去对照和吸收。

这样一来，凯丰当年的那句讥讽话，反倒显得有些“说反了”。他原本想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只会看古书”，可那时的毛泽东恰恰是凭借大量战争实践经验来指挥作战，理论书籍反而是在后来才补上。而当毛泽东真正系统阅读《孙子兵法》等著作时，已经是在总结自己多年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加深理解。

从遵义会议到东北宣传，从七大落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岗位，凯丰的一生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颇多曲折。早年护错路线，后来转而支持正确方向，中间既有固执，也有转变。他那句刺耳的挖苦话，容易被单独拎出来做文章，却掩盖不了他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投入的精力和付出。

{jz:field.toptypename/}

他的结局，既没有跌入彻底失势的深渊，也没能走到权力巅峰，更谈不上成为大众熟知的“名将”或“大家”。历史给他的，是一份介于“有过失、有贡献”的复杂评价。

试想一下，如果只用一句当面顶撞的话来给他的人生下定义，无疑是简单化了；如果刻意淡化他在重大路线问题上的错误，又与事实不符。对于这样一个在风雨年代里走过来的人，也许更合适的看法，是把他放回当时那个充满剧烈碰撞的历史环境中去衡量：他曾经站在错误一边，却又没有把错误坚持到底；他嘴上不饶人，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愿意把立场转到有利于革命的方向上来。

1935年那间油灯昏黄的遵义会场里，凯丰那句刺耳的话，穿越时间仍会被人提起。这是他人生里的一个瞬间，也是那个时代激烈思想碰撞中留下的一个小片段。多年之后，他已离世多年，那句挖苦，逐渐与他后来的选择和命运纠缠在一起，构成一段不那么光鲜，却没人能轻易抹去的历史。

• 遵义
• 开云app
• 1935年
• 会议上
• 挖苦